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》3 : 战争与酷刑都在减少吗?
1、承接国家建立与文明进程带来的暴力下降，平克梳理出了人类暴力减少的第三个核心趋势：人类社会中制度化的残暴酷刑与法定死刑，都呈现出持续减少甚至消亡的整体趋势。这一趋势的时间跨度，从18世纪末一直延续到19世纪，是人类暴力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关键节点，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。如果说前两大趋势，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体间暴力的约束，那么这一趋势，则是人类社会对国家自身使用暴力的边界，做出了明确的限定，彻底否定了国家以法律为名，实施无底线残暴暴力的合法性。
2、很多人对中世纪制度化酷刑的认知，都来自各类虚构的文艺作品，比如《哈利波特》中，哈利需要在魔法史课上分析中世纪欧洲烧死女巫的历史。虽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，但烧死女巫的历史，却是真实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、延续了数百年的残酷事实。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，数十万被指控为女巫的女性，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，而这一切残暴的行为，都是在宗教与法律的名义下进行的，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合理、正义的行为，这正是制度化暴力最可怕的地方：它能将最残暴的行为，包装成神圣的、合法的举动。
3、平克在研究中指出，蒙昧时代的制度化暴力，远不止烧死女巫这一种，而是覆盖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暴力体系。这其中包括了很多延续了上千年的残暴行为，比如以祭祀为名的活人献祭，以维护信仰为名的对异端的残杀，以宗教分歧为名发起的大规模宗教战争，还有各类写入法典的、极尽残忍的酷刑与死刑执行方式。这些暴力行为，都不是个体的自发行为，而是被当时的法律、宗教与社会规则完全合法化的制度化暴力，是整个社会共同认可、共同执行的暴力行为，其残暴程度与覆盖范围，都远超个体暴力的影响。
4、平克进一步拆解了这类制度化暴力能够长期存在的核心心理基础，那就是共情范围的极度狭窄。在蒙昧时代，人们的共情范围，只覆盖到和自己同部落、同家族、同信仰的人，而对于那些被贴上“女巫”“异端”“异族”标签的人，人们完全不会将其纳入自己的共情范围，甚至不会将其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。在这种认知下，对这些群体施加再残暴的暴力，人们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心理负担与道德愧疚，反而会认为自己是在维护正义、清除邪恶。这种狭窄的共情范围，是制度化暴力能够长期存在的最核心的心理根源。
5、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化残暴暴力，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走向消亡，平克认为其核心的转折点，是18世纪末启蒙运动的兴起，以及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人道主义精神。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，就是将人的生命与尊严，放在了所有规则的最高位置，提出了“人人生而平等”的核心理念，认为每一个人，无论其信仰、出身、性别如何，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与尊严权。这一理念彻底打破了蒙昧时代狭窄的共情范围，将全人类都纳入了共情的边界之内，也从根源上，彻底动摇了制度化暴力的合法性基础，让残暴的酷刑与制度化暴力，失去了存在的道德支撑。
6、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推动下，这一暴力下降的趋势，呈现出了极为迅猛的发展速度。到19世纪，那些延续了上千年的残暴制度化暴力，包括活人祭祀、烧死女巫、宗教战争、针对异端的残杀等，都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地消失不见了。同时，各国的法律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，那些极尽残忍的酷刑被彻底废除，法定死刑的适用范围被不断压缩，死刑的执行方式也从原本的极尽折磨，转变为尽可能减少痛苦的方式。这一趋势的意义，不仅在于减少了具体的暴力行为，更在于人类社会第一次对暴力的使用，做出了道德层面的绝对限定，哪怕是国家，也不能无底线地使用暴力。
7、在制度化酷刑走向消亡的基础上，时间进入20世纪，平克总结出了暴力下降的第四个核心趋势：大国之间战争的数量与量级，都在持续降低，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的历史时期。这一结论一经提出，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，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，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，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、最暴力的时代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和平趋势。面对这一普遍的质疑，平克没有回避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，而是用严谨的数据与逻辑，回应了人们的疑问，论证了长期和平趋势的真实性。
8、面对大众的普遍质疑，平克首先提出了一个直击核心的反问：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，这真的就能够说明，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暴力的时代吗？他指出，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认知，核心原因是出现了两个严重的认知偏差：第一个偏差，是只关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绝对死亡人数，却忽略了20世纪全球人口总量的爆发式增长，没有用相对暴力死亡率来客观衡量暴力水平；第二个偏差，是只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极端事件，却忽略了整个20世纪，尤其是二战之后，全球战争形态的根本性转变，以及大国之间战争的彻底消失。
9、为了论证长期和平趋势的真实性，平克没有用复杂的统计模型，而是用了四个极具冲击力的数字“0”，直观地展现了二战之后，人类社会战争形态的根本性变化。这四个“0”，是二战之后人类社会四个核心维度的事实，每一个事实，在二战之前的人类历史上，都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。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，大国之间的战争一直是历史的常态，几乎每隔几十年，就会爆发一次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，而二战之后，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常态，被彻底打破了，四个“0”的事实，就是这一转变最直接、最无可辩驳的证据。
10、平克对这四个“0”的事实，做出了详细的阐释，每一个事实，都对应着长期和平趋势的一个核心维度。第一个“0”，是二战结束之后，核武器在实战中的使用数量是0，尽管全球多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，核威慑的阴影一直存在，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，在实战中使用过核武器；第二个“0”，是冷战期间，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敌对阵营，直接发生军事交火的数量是0，尽管双方有着全方位的对抗，也爆发了多次代理人战争，但两大阵营始终没有发生直接的正面军事冲突，这在以往的大国对抗历史中，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。
11、剩下的两个“0”，则更直接地展现了大国战争逻辑的根本性转变。第三个“0”，是二战结束之后，全球大国之间正式宣战、全面交战的次数是0，在二战之前的人类历史上，大国之间为了争夺利益、扩张领土，经常会爆发全面战争，这是历史的常态，而二战之后，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；第四个“0”，是二战结束之后，发达国家通过军事征服，扩张的领土面积是0，在二战之前，领土扩张一直是大国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，而二战之后，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，通过军事征服的方式，吞并其他国家的领土，领土扩张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战争核心动机，彻底消失了。
12、基于这四个无可辩驳的“0”的事实，平克得出了明确的结论：从整个20世纪的时间维度来看，无论是战争的爆发数量，还是战争的破坏量级，都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整体趋势。两次世界大战，只是人类暴力下降长期趋势中，出现的两个极端异常值，不能用这两个异常值，就否定整个长期下降的趋势。在二战之前，人类社会几乎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大国战争，而二战之后，大国之间的战争彻底消失了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平局面，也是暴力下降趋势最有力的证明。
13、在论证了长期和平趋势的真实性之后，平克进一步分析了这一趋势出现的三大核心动因。第一个动因，是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，民主制度的制衡机制，让国家发动战争的决策，不再是君主一人的决定，而是需要受到民众的约束，而战争的代价，最终需要由民众来承担，因此民主国家更难发动战争；第二个动因，是跨国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，贸易让国家之间形成了深度的利益绑定，发动战争的经济成本，远远超过了战争可能带来的收益；第三个动因，是国际组织的建立与完善，为国家之间的冲突，提供了非暴力的谈判与解决渠道，替代了原本的战争解决方式。
14、平克总结的第三、第四两大核心趋势，共同构成了人类暴力下降的第二块核心基石，展现了人类对暴力的约束，从个体层面上升到了国家与国际层面。启蒙运动带来的人道主义精神，让人类彻底否定了制度化的残暴酷刑，为国家使用暴力划定了不可逾越的道德边界，让暴力的使用范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。而20世纪出现的长期和平趋势，则彻底打破了大国战争的历史常态，让人类社会第一次实现了大国之间的长期无战事，将对暴力的约束，从单个国家的内部，扩展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之中，为全球范围内的暴力下降，奠定了全新的制度基础。
